支教团成员带领学生参与篮球运动。武汉体育学院供图

(资料图)

4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体育支教业务培训及调研活动在武汉体育学院进行。体育总局将牵头中西部8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和35所高校，选派750余名体育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和优秀本科生，到近50个县（市、区）开展支教志愿服务，将覆盖超过300所中小学校。

为弥补基层体育师资不足的短板，近年来相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大致包括推动优秀退役运动员进校园、帮助高质量的社会体育组织进学校、建立共享平台、推动学校设立教练员岗位4种模式”。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副司长姜庆国表示，但针对中西部地区存在的体育师资薄弱、体育教师引进难、高质量社会体育组织少等问题，“联合高校力量，采用异地体育支教模式”成了更具现实意义的尝试。

2021年，在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组织下，由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和武汉体育学院三所高校35名师生组成的体育支教团，赴陕西省平利县、贵州省织金县和普安县三地，开展了为期8周的体育支教。其间，支教团向孩子们传授以“三大球”和基础大项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技能，并针对“小眼镜”“小胖墩”和脊柱侧弯等青少年身体健康突出问题，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体育活动，对当地儿童、青少年进行体质健康干预。

“共计在两省3地22所学校开展体育课10366课时、社团课1760课时、课后服务4352课时以及校队训练课300课时，受益学生达220万人次。”除了数据的“成绩单”，在姜庆国看来，体育支教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不仅给参与支教的学生打开了走向社会的大门，更为乡村的孩子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

首批支教团中，包括武汉体育学院体育教育学院的10名研究生，他们对陕西平利县4所学校共计3142名学生进行了为期8周的体质健康干预。据武汉体育学院党委书记陈继平介绍，参加支教的师生全身心投入当地体育课程教学、体育健康干预、课后一小时社团、家访等活动，与当地中小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担任支教团队长的龙文雨，现在是贵州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部的专任教师。他表示，毕业后回乡就业的决定，与那段支教经历息息相关，“比起大城市，大山更需要我”。

平利县城关三小热闹的体育课上，既调皮又寡言的李开明（未成年人，化名）成了“刺儿头”，“当时他成绩不好，在部分同学眼中是一个性格孤僻、行为怪异的小孩。”龙文雨回忆，为了更了解这个孩子，他进行了一次家访，“李开明来自单亲家庭，母子俩在平利县城一个老旧房屋里租住着，生活收入全靠妈妈一个人打零工来维持，很难顾及他的学习成绩与心理状况，因此，他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所以给其他同学一种冷漠、孤僻的感觉。”

从那之后，李开明经常被龙文雨抽调出来当自己的“小助手”，鼓励他给同学们做示范，“增加他的责任感，也能树立榜样作用，带动其他学生遵守课堂纪律。”课后又约他打球，去河边跑步，跟他聊天，随着接触的时间增加，李开明的形象丰满起来，“我给他买的东西，他都会主动跟别人分享，同学们在比赛时，他会在场边大声加油，他只是不善于表达自己。”

慢慢地，龙文雨发现，部分同学开始主动邀请李开明参与游戏了，放学时也愿意与他结伴而行，班主任也对他的变化表示了肯定，“我们来支教，不就是给孩子们带来帮助吗？他们产生好的变化，正是我们此行的意义所在。”

支教老师的到来不仅能填补专业师资不足，还为学校的体育课堂带来更多可能性。

据北京体育大学教务处处长章潮晖介绍，2021年，学校派出13名师生赴贵州省织金、普安两县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支教活动，为当地小学开设了排球、武术、田径、篮球、足球、健美操、体育舞蹈等课程，“给学生带去了全新的体育课程体验”。同时，根据当地阴雨天气较多的特点，支教团队还为各学校编创了“足球操”“韵律操”等室外室内操，保证雨天的体育课教学效果。此外，支教团还借助当地学校组织观摩、研讨的平台，开展了多场教师培训活动，“参加人数基本涵盖区域内所有教师，我们在多所学校上了篮球、体育舞蹈、足球示范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支教是项长期工程。“这次重新出发，我们更看重支教成果如何深耕。”章潮晖表示，3月15日，学校开始了新一轮前往贵州织金县的支教，“这次除延续支教的多样性和普惠性之外，还增加了支教的针对性，事先匹配了支教学校的需求。”他表示，基于第一次支教的经验，今年不仅增加了指导团教师人数，也将支教时间由两个月延长至4个月，“课程、社团、课余竞赛都将围绕武术和三大球4个项目开展。让项目能真正扎根校园。”

尽管支教早已结束，但龙文雨和李开明依然保持着联系，这种长久的友谊从一开始便已种下。刚参与支教工作时，他为了和学生拉近距离，主动淡化教师身份，“聊他们喜欢的话题，跟他们吃一样的东西、玩一样的游戏。”龙文雨记得，有几次晚上电话响，他才接通，对面就一边咯咯笑一边把电话挂掉，“我知道，我已经真正成了他们的朋友”。

本报武汉4月24日电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